中評社北京11月20日電（作者 汪毅夫）關于吳鳳傳說，劉家謀《海音詩》（1855）的相關記錄是現存最早的書面版。《海音詩》有詩并注曰：“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拼卻頭顱飛不返，社寮俎豆自千秋（沿山一帶有學習番語、貿易番地者，名曰番割。生番以女妻之，常誘番出為民害。吳鳳，嘉義番仔潭人，為蒲林大社通事。十八社番，每欲殺阿豹厝兩鄉人，鳳為請緩期，密令兩鄉人逃避。久而番知鳳所為，將殺鳳。鳳告家人曰：吾寧一死，以安兩鄉之人。既死，社番每于薄暮，見鳳披發帶劍騎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不敢于中路殺人，南則于傀儡社，北則于王字頭，而中路無敢犯者。鳳墳在羌林社，社人春秋祭之）”。后出的連橫《臺灣通史》（1920）之《吳鳳列傳》亦記：（鳳死）“已而疫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見鳳驅逐山中也。于是群聚語曰：此必吾族殺鳳之罪，今當求鳳恕我。各社舉一長老，匍匐至家跪禱曰：公靈在上，吾族從今不敢殺漢人，殺則滅。埋石為誓。自是乃安。尊鳳為阿里山神，立祠禱祀。至今入山者皆無害”。

吾人于此當發一問:“鬼無歸則為厲”是漢族的鬼魂觀念。兇死者為厲鬼、厲鬼會散布瘟疫的觀念也是當年以“出草”（殺人取頭以為夸耀）為俗的臺灣非漢族部落居民的鬼魂觀念嗎？從劉家謀到連橫，他們聽到的、記錄的吳鳳傳說是不是有“文化識盲”的問題呢？所謂“文化識盲”是：研究者以其自身的文本（自身負載的理論/文化）來解讀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從而使得解讀陷于認識的盲區（參見古學斌、張和清、楊釣聰：《專業限制、文化識盲：農村社會工作中的文化問題》，載《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6期）。

附帶言之，連橫《吳鳳列傳》曾以《吳鳳傳》為題載于《臺灣文藝叢志》第4年第1號（1922年2月)。

（作者汪毅夫系閩南師范大學客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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