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元認為，要解決罰金執行難問題，應盡快制定明確具體的罰金刑執行程序。同時，法律監督部門應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

“刑事罰金刑案件沒有申請執行人，沒有監督。法院是代國家執行，結果是執行不執行、執行款交不交都是法院說了算?！?/P>

而實際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34條已經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對被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的罪犯沒有依法予以執行，或者執行不當，或者罰沒的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的，應當及時通知糾正?！?/P>

這位副院長認為，現實中，檢察機關對財產刑案件的執行情況未體現出應有的監督。因此，應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對罰金刑案

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原局長王吉先（圖右）副局長袁傳蘇、會計魯某等三名被告人及被告單位的行為均已構成單位受賄罪。

原標題：謝家集區教育局單位受賄案引熱議專家認為可作為審案判例起到指導性作用——

教育局吃回扣被判單位受賄 反腐進入單位追責領域

事發安徽淮南共收52萬余元用于給職工發福利 處罰金20萬國家機關獲此罪屬罕見

法制晚報訊（記者毛占宇）在六年時間里，安徽省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要求學校統一從淮南市新華書店征訂教科書等學習資料，以“宣傳推廣費”的名義賬外收受新華書店回扣523924元，被當地法院判決認定構成單位受賄罪，判處罰金20萬元。

《法制晚報》記者了解到，國家機關被判構成單位受賄犯罪，在國內比較罕見。

如今，該局已發布2015年下半年工作安排，其中明確提到了杜絕“亂訂教輔材料等各類教育亂象問題”。

教育局收回扣被認定情節嚴重

安徽省鳳臺縣法院審理后認定，2006年至2011年，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作為國家機關，賬外暗中收受淮南市新華書店回扣款523924元，為本單位謀取利益，情節嚴重。

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局長王吉先、副局長袁傳蘇、會計魯某，系該行為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被告單位及三名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單位受賄罪。

王吉先、袁傳蘇還有其他受賄事實。王吉先共收受他人財物總價值80萬余元，袁傳蘇收受他人財物總價值31萬余元，其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

回扣被用于給全體職工發福利

謝家集區教育局局長王吉先被抓后承認幫助淮南市新華書店征訂過學校教科書等學習資料，并收取教育宣傳推廣費。

副局長袁傳蘇供述稱，淮南市新華書店希望謝家集區教育局管轄內的學校都從他們那里征訂學習資料，不從個體經銷商那里買，而教育局可以要求學校統一從淮南市新華書店征訂。

淮南市新華書店副經理陶某的解釋更為具體：2006年以前，安徽省中小學教輔資料按規定要從新華書店買。2006年以后，教輔資料選用放開，安徽省各中小學?？梢圆粡男氯A書店采購。為了銷售教輔資料，新華書店才會以“宣傳推廣費”名義給回扣。

王吉先說，回扣款以福利的形式發給教育局職工了。給職工發福利的事，局領導班子開會研究過，大家基本上沒什么意見。

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這些福利分為以下部分：給全局職工發節日福利、慰問看望去世職工家屬和患病職工、組織職工及學校校長外出活動、游玩等。

會計中心主任魯某回憶說，2006至2012年間，局里的職工每年都會發兩三萬元的福利，總共發了大約16萬左右。另外每年還用這筆錢發加班費、防暑降溫費等，發放標準大家都一樣，每人每次500元至1000元不等。

新華書店承認給“推廣費”

王吉先供述說，淮南市新華書店給的宣傳費一般是一年兩次，分春秋兩學期。

每次領取回扣款前，淮南市新華書店副經理陶某事先告知王吉先回扣款的具體數額。

“有的回扣是以報銷維修費和印刷費的名義轉賬。我一般會安排副局長袁傳蘇去辦。有的回扣是以報銷辦公用品發票和餐飲發票等名義支取現金，我一般會安排辦公室主任王某辦?！彼f，錢到后，現金都交給會計中心主任魯某。

袁傳蘇說，他負責向新華書店提供維修費發票和印刷發票，并向市新華書店提供轉賬賬號，把宣傳費轉到指定賬戶上。

辦公室主任王某說，王吉先安排其向市新華書店提供招待餐飲發票、辦公費用發票等。2006年以來，其向市新華書店提供過三四次發票。

曾在謝家集區教育局工作過、后來個人經營謝家集區職教印務部的劉某作證稱，“2007年，袁傳蘇找到我，說淮南市新華書店欠謝家集區教育局倉庫租金，區教育局無法給新華書店提供正規發票，我為謝家集區教育局出過幾次發票?！?/P>

淮南市新華書店副經理陶某也作證說，新華書店給謝家集區教育局宣傳推廣費，區教育局提供印刷費、招待費、辦公用品的各種名目的發票來沖賬。

被告不認罪稱系按規定辦理

2014年4月15日，王吉先被淮南市鳳臺縣檢察院刑事拘留；2014年5月5日，魯某被刑事拘留；2014年5月10日，袁傳蘇被刑事拘留。

2014年9月26日，鳳臺縣檢察院以單位受賄罪對謝家集區教育局提起公訴，以單位受賄罪、受賄罪對王吉先等3人提起公訴。依照淮南市中級法院指定管轄，淮南市鳳臺縣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審理了此案。

法庭上，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的辯護律師認為，該局收取教育宣傳推廣費，是按照安徽省教育委員會規定辦的，因此不構成單位受賄罪。

王吉先、袁傳蘇也以同樣的理由為自己辯解。魯某的辯護律師則認為，魯某是按照領導安排保管回扣款的，不是直接參與經辦，不是直接責任人員，因此不構成單位受賄罪。

法院查明

該教育局設小金庫

但安徽省教育部門的文件證實，1993年，省教育部門發過文件，明確新華書店可以向做了宣傳、推薦和征訂工作的教育部門，以捐贈的形式支付一定的經費，教育部門對這筆經費應該設專戶管理，并用于基礎教育，不得用于建設辦公樓和發放福利、補貼等。

而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經謝家集區教育局局務會研究，所謂的宣傳推廣費沒有直接轉入區教育賬戶，而是進入了區教育局的小金庫里。

回扣款的來源、性質和使用，王吉先雖然在謝家集區教育局局務會上向局領導班子成員作過通報和說明，但未做會議記錄。

王吉先被抓后自己也曾承認：“這筆資金不能進入教育局賬，因為它不是合法的收入，把這些錢以福利的形式發放給職工我們當時認為是違規的?！?/P>

法院認定

單位受賄罰金20萬

2015年4月28日，鳳臺縣法院認定淮南市謝家集區教育局構成單位受賄罪，判處罰金20萬元。

同時，以單位受賄罪、受賄罪判處王吉先有期徒刑9年，以同樣罪名判處袁傳蘇有期徒刑7年4個月。魯某被法院認定構成單位受賄罪，但免予刑事處罰。

一審宣判后，謝家集區教育局沒有提出上訴，判決書已經生效。而按照判決書的要求，罰金應在判決生效后10日內繳納。

這筆罰金繳沒繳，繳給了誰？《法制晚報》記者采訪到在此案中作為謝家集區教育局訴訟代表人的局黨委副書記曹淑俊。但該人表示，罰金到底繳了沒有，他也不清楚。

“（判決后）區里參與了和法院的協調，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彼f。

之后，記者通過謝家集區教育局辦公室，找到現任局長嚴興兵的辦公室電話，但其辦公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記者還采訪到謝家集區教育局的辯護人安徽高黎煜律師事務所律師陳紅，但她對罰金的繳納情況也不了解。

記者又聯系鳳臺縣法院了解情況，仍未果。

最新進展涉事單位表示要加強作風建設

采訪中，謝家集區教育局黨委副書記曹淑俊表示，該局現在嚴格按照淮南市教育局圈定的課本和輔導書來向新華書店購書，區教育局嚴格遵守市教育局所圈定的圖書征訂范圍來執行，只能少訂，不能多訂。

另外，現在也不允許各個學校私自征訂教輔書。

近日，《法制晚報》記者在謝家集區教育局官方網站上發現，該局在一份發布于2015年7月2日的工作總結中稱，“緊扣社會關注的亂補課、亂招生、亂辦班、亂訂教輔資料現象，開展了擇校亂收費和教輔材料管理自查、督查和教育收費檢查等活動。”

2015年7月9日，該局又發布了2015年下半年工作安排，其中第一點就提到了加強作風建設。

文中稱，要進一步規范辦學行為，杜絕亂收費、亂辦班、亂訂教輔材料等各類教育亂象問題，嚴禁訂購和集體使用非審訂教輔材料。

姜明安

“拿了錢的職工應把錢吐出來”

胡星斗

“應減少獲罪單位下一年撥款”

邢自元

“檢察院應監督罰金執行情況”

阮齊林

“1997年才增加單位受賄罪”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對《法制晚報》記者表示，1997年新刑法頒布，增加了單位受賄罪這一罪名，并且犯此罪的除了要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有期徒刑或拘役，還要對單位判處罰金。

對謝家集區教育局單位受賄案，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反腐專家胡星斗認為，案件雖小，但釋放出的反腐信號很強烈，表明我國的反腐進行到單位領域，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

北京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教授姜明安則表示，該案可以成為日后國內其他法院審理國家機關受賄犯罪案件的先例。他還認為，小集體腐敗不能只處罰集體和責任人，利益均沾者也應該受到懲戒，比如謝家集教育局拿了錢的職工應該把錢吐出來。

現實意義

國家機關單位受賄案有判例性

北京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教授姜明安表示，教育局是政府的行政部門，在法律上被歸類為國家機關。法院認定國家機關構成犯罪，這樣的案例很新鮮。

姜明安說，判例是指法院先前判決的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件，可以成為日后同類案件的審判依據。他認為，謝家集區教育局單位受賄案，可以成為日后國內其他法院審理國家機關受賄犯罪案件的判例。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反腐專家胡星斗也認為：“我國雖不是判例法國家，但這個案件會對以后相似的案件起到一個指導性作用，具有判例效應?！?/P>

案件雖小釋放的反腐信號很強烈

姜明安認為，謝家集區教育局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為本單位職工謀私利，也是一種腐敗。“這個案件雖小，卻告訴我們，人民賦予的行政權，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濫用行政權，不僅是違規行為，更可能觸犯刑法，要承擔刑事責任。”

他說，這個案件對打著為職工謀福利名義搞腐敗的單位及單位領導有警示作用，對所有的政府行政部門也是一種告誡。

胡星斗認為，政法機關追究謝家集區教育局單位受賄的刑事責任，表明我國的反腐敗已經進入到單位領域，而不僅僅是懲罰犯罪個人。也可以說，這表明我國的反腐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胡星斗表示，這個案件是一個信號，它告訴我們，為小集體謀私利，也會受到應有的懲罰，違法必究?！鞍讣m小，但在全國反腐的大背景下，它釋放出的反腐信號很強烈，體現了國家反腐的決心?！?/P>

實際操作

1997年前單位收錢不算犯罪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教授阮齊林告訴記者，1997年以前，刑法中沒有對單位受賄罪作出規定。所以，那時候單位收了錢把錢分了，不算犯罪。

但1997年新刑法頒布，增加了單位受賄罪這一罪名。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副教授鄔明安表示，刑法總則中規定，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

單位受賄罪在客觀上表現為利用職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益的并且情節嚴重的行為，在主觀方面表現為體現的是單位集體的意志。

阮齊林說，根據1999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經濟往來中，在賬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單位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單位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單位受賄數額不滿10萬元，但具有故意刁難、要挾有關單位、個人，造成惡劣影響的；強行索取財物的；致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均應立案。

阮齊林還表示，此罪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罰金誰來出、怎么出是難題

為什么1997年以后，追究國家機關單位行賄罪的案例比較少？

姜明安分析說，這里面有個罰金怎么出、誰來出的問題。

“教育局是非營利性的國家機關，經費來自國家財政撥款。用國家財政的錢替單位繳罰款，似乎不合適。而單位小金庫，早就被國家明令禁止了?！苯靼舱f。

胡星斗認為，上級單位對下級單位的袒護，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專家建議減少獲罪單位經費

鄔明安介紹了罰金刑的基本執行方式：罰金交到法院，法院將贓款上繳國庫，贓款納入到國家統一的財政中，再由國家進行分配。

在司法實踐中，還從未出現過“天價罰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并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

有學者具體解釋說，決定罰金數額要以“犯罪情節為主，經濟狀況為輔”，應當關心單位的繼續生存和發展問題，考慮單位內部職工的生活、情緒以及單位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到既起到刑罰作用，又留有余地，使被罰單位在客觀上能夠接受，盡量小地影響它的日常工作和職工的生活。

但學者也提出了另外的懲戒方式。姜明安認為，小集體腐敗不能只處罰集體和責任人，也要讓利益均沾者感受到懲戒。

他認為，在謝家集區教育局案中，拿了錢的職工應該把錢吐出來，用于交單位的罰金。

胡星斗則認為，對追究了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國家機關，財政部門應減少其下一年的財政撥款，以示懲戒。

胡星斗說，我國的國家機關財政預算是根據上一年的數額，來作為下一年財政撥款的基數的，在此之上可能會上浮一定比例。

“如果‘問題單位’的財政撥款一分沒少，反而增加了，怎么起到懲戒作用？”他認為，這對奉公守法的單位是不公平的。

罰金刑問題

一些地方“空判”現象突出

除了國家機關的性質，罰金刑判后難執行，也是政法機關考慮的問題。

2009年12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主辦，國家法官學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人民法院出版社聯合承辦的全國法院系統第二十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評選工作全部結束。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法院副院長邢自元、研究室主任彭愛銘所著的《罰金刑執行之困惑與規范》獲得三等獎。

該文稱，1997年新刑法從懲治和預防經濟犯罪、單位犯罪的角度出發，大幅度增加了罰金刑的適用范圍，但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罰金刑“空判”、“少判”現象突出。

文章作者調查了1個中級法院、7個基層法院，發現罰金刑履行到位率最少的只有3%，一般不超過20%，大部分罰金刑案件未得到有效執行?！傲笍娭茍绦星闆r基本沒有。大部分法院采取的態度是放任，愿交就交，不愿交不強制。就連全國法院開展的清理執行積案活動，大部分法院也未將罰金刑案件的執行提上日程?！?/P>

而單位罰金刑的執行問題，顯然和其他案件的執行不一樣。其他案件的執行，有受害者在監督，社會輿論在監督，“其他案件執行不到位，受害者天天找法院，而罰金刑不執行或執行不到位無人問津?！?/P>

單位受賄罪罰金執行存空白

該文還認為，刑事罰金刑案件執行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歸結到制度、立法層面上。

刑事訴訟法第29條、第220條明確了罰金的執行機關是法院。但是，具體由法院哪個部門執行，沒有規定，立法上出現空白。法院各部門顧及到考核等問題，都怕影響結案率，于是出現法院內部機構對該項工作的相互推諉。

刑法第53條規定，罰金“期滿不繳納的，強制繳納”。但是，單位不履行時，如何進入強制程序，是由刑事審判庭移送執行部門、法警大隊執行，還是刑事審判庭直接執行，沒有規定。

最高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9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依法應當判處被告人財產刑的，可以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決定扣押或者凍結被告人的財產?！?/P>

但是，法院采取扣押、凍結、劃撥、變賣、拍賣等措施必須作出裁定，引用相關程序性法律依據，但對被執行單位的財產如何執行，沒有對應的法律條文可供援引。

建議檢察院履行監督職責

邢自元認為，要解決罰金執行難問題，應盡快制定明確具體的罰金刑執行程序。同時，法律監督部門應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

“刑事罰金刑案件沒有申請執行人，沒有監督。法院是代國家執行，結果是執行不執行、執行款交不交都是法院說了算。”

而實際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34條已經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對被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的罪犯沒有依法予以執行，或者執行不當，或者罰沒的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的，應當及時通知糾正?！?/P>

這位副院長認為，現實中，檢察機關對財產刑案件的執行情況未體現出應有的監督。因此，應建立健全檢察機關對罰金刑案件執行的監督機制。